近日媒体报道，河南一大学生刘刚（化名），入学第二年时，学院团支书称其“有病”并通知其母，将刘刚从宿舍送至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。在该中心134天时间内，刘刚经历了被灌药、电击治疗、殴打等。出来后他主动到医院检查，结果显示“不是精神病”，刘刚找学校和医院要说法并提起上诉。（东方今报）

精神类疾病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在很多情况下，患者被认为是“没有自知力”的。也即患者不承认自己有病。在卫生部制定的《精神病人入院收治指征》中，就把“拒绝接受治疗”作为强制住院的标准之一，即一个被认为有精神病的人认为自己没有病，拒绝接受治疗，会反而加重对其患有精神病的判断。

假如精神病本来就是误诊、或者干脆是莫须有的“被精神病”，这种人当然也不承认自己有病，基于被羞辱或者不想浪费时间等理由，也很可能不愿意接受治疗和诊断——于是便百口莫辩，无法自证其没有病了。而且，在“被精神病”之后，甚至想起诉医院和相关亲属也非常困难，因诉讼的目标是证明自己精神正常，但只有在精神正常的情况下才能提起诉讼，于是便陷入了逻辑怪圈。

还记得去年有一篇文章 《我考上了名校，但最终死在了原生家庭手里》在网络上走红吗？该文称，一名叫康莫（化名）的女生被其母亲软禁在家7年，并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院；康莫曾毕业于武汉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，还曾获得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全额奖学金。父母用给她买一架钢琴的许诺，将她骗回了国，2009年她坐法航的飞机回了家，由此退学。从此她再也没有逃脱父母的“软禁”。2010年2月，她被父母“骗”到精神病院，被诊断为“双向精神障碍”，并被强制喂药。此后，她还先后7次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，治疗手段包括“被绑在床上、强制喂药、扎针、做‘电休克治疗’”。

被家属强行送进精神病院，康莫不是第一个。曾经名噪一时的朱金红案、陈丹案、邹宜均案，都是母亲把自己的女儿送进精神病院。虽然目的涉及财产纠纷或自由恋爱，与康莫的情况有所不同，但这三位母亲日常的态度，也足以说明为何能够做到把亲生女儿送进精神病院。如邹宜均的母亲经常对女儿说：“我十月怀胎生下她，我对你做什么事情都可以，你有什么好说的？”

正如学者王越指出，“精神病的诊断主要依靠的是病人及其家属的主诉，而在我国现有的体制下，医院和家属之间是存在共同利益的，因此一旦家属虚构了病情，疑似重症精神病患者的权益就得不到保障”。

一旦被精神病了，自诉难的原因在于，精神病患者出院遵循“谁送来、谁接走”的规则。医院坚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当事人出院，即便医院明知送治人是出于利益冲突将当事人送来，也坚持只有送治人才能接人出院。换言之，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。

其次，患者住院期间没有纠错机制，投诉、申诉、起诉皆无门。一旦被收治，无论当事人怎样抗议，都没有第三方机构来处理异议。

即使出院后，试图通过诉讼来维护个人权利的当事人面临着重重困境，要么被否认诉讼行为能力，把诉权彻底剥夺；要么误入“医疗纠纷”陷阱，在有没有病这个问题上进行拉锯战，忽视了收治程序上的不规范。

而从源头上看，潜在精神病人数量多，“被精神病”者难以自证没病，这还只是让“被精神病”泛滥成为可能，真正让“被精神病”层出不穷的，还是因为利益驱动。如前所述，对于一些人而言，亲情的价值远不及钱财来得重要，为了利益或者实现自己的权威，不惜把亲人强行弄进精神病院。

而在收费不菲的精神病院，也有少数精神病医生受利益驱动，根本不去核实所谓亲属说法的真假，偏听偏信，甚至在明知“患者”无病的情况下，只要有人肯支付住院治疗的费用，就照收不误。更让人无奈的是，即使“患者”提起诉讼，法院委托其他医院的精神病医生重新鉴定，因为是同一战壕的战友，也可能手下留情。

明白这些，你才可能清楚一个大学生，如果被学校或亲属强制送往精神病院是什么样的下场。因为，最可怕的在于，一个人即便坐了“冤狱”，还能保有行为能力，可以申诉，以期有朝一日能够平反。而一旦“被精神病”，还是被自己的学校或亲人送进精神病院，想要恢复自由，往往连说的地方都没有。